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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人才培养有其内在逻辑

标签: 人才培养
2015-11-03 17:26
《大学的根本》之田国强:创新性人才培养有其内在逻辑

编者按:

    本文选自于商务印书馆2015年6月出版的黄达仁等著《大学的根本》一书,以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与田国强院长对谈的形式,记录了田院长关于人才培养的思考和见解。访谈时间为2013年5月16日。该书记录了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21所大学校长院长的深度访谈,以叙事研究的形式,记录了受访者人才培养的见解。书的主旨是办学者应当“回归大学的根本”——人才培养,而“人才培养关注的是全体学生”。

田国强:创新性人才培养有其内在逻辑

    田国强,1956年生,湖北公安人,经济学教授。1976年秋考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1982年,获华中工学院数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年起,在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任教,任终身教授。2004年起,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

    我们在课程体系上是三位一体的:第一要有历史感和历史深度,能够从比较长的视野来考虑问题,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资本论、经济思想史等课程就是着力于此;第二要掌握统计量化实证分析工具,我们非常强调数理基础的训练,本科生用华东师大数学系的教材《数学分析》;第三要掌握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工具,本科生一年级要先上《经济学思想与方法》,是我和几位海归老师共同编排的,主要是明道。

    创新性人才培养有其内在逻辑

    黄达人(以下简称“黄”):田院长,来之前做了功课,特别是在网上看到了你关于高等教育的万言书,很感动!像你们这样一批从国外回来的教授真的在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殚精竭虑。今天来访问你,就是想听你说,如何进行人才培养?
    田国强(以下简称“田”):人才培养尤其是创新性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也是时代的战略需求。国家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其中最根本的是人才的竞争。中国要培养出真正的创新性人才,需要遵循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一个大的格局下而不能只是局限地谈如何把人才培养出来。
    一流大学的发展有三个必要条件。第一,要有一流的师资。相对来说,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商科、经济学的师资比较欠缺,需要到国际市场上去引进一些人才,形成一个大环境。第二,要有一流的学生。我认为,中国初、高中的教育是相当成功的,“985”、“211”大学的学生,在世界上任何一所顶尖大学都能成为好学生毕业,但我们为什么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从根本上来说,是我们高教体制的问题,办大学确实有一些最基本的内在规律是必须遵循的。大学价值,在于能不能把一个一般的学生,培养成一个创新型人才。第三,要有先进、科学的课程体系。
    2005年,我在《关于改善学风、教风的建议》一文中曾给出一项研究结论,即根据思维生长规律,学习成本是随着学习程度的加深不断增加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幼儿园、小学四年级前基本没有作业,只是简单培养一下兴趣,小学四年级以后,才开始布置家庭作业,高中、大学也都相对比较轻松。但是,一旦进入研究生阶段就很不一样了。我估计,美国大学中本土大学生受教育的比例可能不到20%,博士生更少,美国主要是通过先进的高教体制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到美国去接受培养。现在,还有个趋势,就是直接从中国招高中生。
    而在中国,学习成本到达顶点的时段,就是高考。接着,一旦进入大学就开始“放羊”。我听说,甚至在某些“985”大学里,特别是文科的学生,一学期有17个星期,基本上前10个星期没有考试,也没有作业,即使考试也只需要背一背。有的老师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博士生教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博士生很多但对他们的要求却很低。在美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高教体制就像是一个机器,只要能从大学出来的博士,肯定就差不到哪里去。所以,虽然说,我们的本科生数学水平相当于美国的硕士,但总的来说,与美国相比,我们的本科教育就开始落后,硕士教育差距开始进一步拉大,博士教育更是远远落后。根本原因是,中国大学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不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
    人才培养有很多类似的逻辑。比如,我今天刚刚给博士生和硕博连读生上了《高级微观经济学Ⅱ》课程,有学生说:“田老师,你这个教材写得太好了!为什么全校不统一都用你这个教材呢?”我说,“你错了。如果把教材统一起来,那怎么会有更好的教师出来呢?”在美国大学任教,我们的系主任对我的教材选用从来也没有统一要求。自博士一毕业开始,我就把学科领域最前沿的知识逐步放入我的教材里,并加入了我自己的学术和思想贡献。如果统一教材,那很容易被几百年前、几十年前的旧框架所束缚,难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及其为知识大厦再添新砖的学术冲动。
    黄:对于同一门微观经济学,教材也是不一样的。
     田:基本上,我们的老师也都在教学大纲中写了几本参考教材,但也不会专门去管。这几本教材的内容都差不多,你可以加自己的东西进去。学院有一个基本的教学课程提纲,这相当于学院和老师们的一份合同,规定了基本的要求。老师基于课程提纲编写每门课的教学大纲,在第一次课发给学生,这相当于老师和学生的一份课程合同。明确告知学生教师非常清楚他(或她)将要做什么(You know what you are doing),包括教学的目的、内容、进度、课程的性质、组织形式等;同时规定学生学习的任务和要求:成绩考核标准、课堂秩序和纪律等。
    其实,这些是三位一体共同服务于人才培养的,从先进而合理的课程体系设置开始,然后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知识创造,最后是通过教学与研究的结合完成基础和前沿知识的传授。在美国的大学里,研究成果出来后,可以马上传授给学生。但如果是在研究所,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如果研究人员同时也是大学教授,不仅可以马上传授,博士生也可以马上参与研究,从而成为实验人员。
    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很多情况下都把研究和教学人为地对立起来,把本土化和国际化对立起来。与国际通行的做法相比,我们的学科和学术评价体系也非常不一样。一个例子是,像施一公教授这么优秀的人才,去年却没评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今年上半年却当选美国科学院、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双料外籍院士。
    教育部的学科评估也很有问题,很多划一的指标并不符合国际惯例。比如,如何排列第一作者与通信作者。我在美国时曾写了一篇文章,基本上是我做的,但是协作的人因为姓氏首字母为B排在我前面,我就跟导师说想排在前面。我老师当时跟我说的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你如果这样,就表示这个人几乎没贡献。在美国,至少经济学领域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的作者都是平等的,除非你把它颠倒。交叉学科或者做研究的时候,一定是要涉及到团队协同的。当然,自然科学领域的实验论文,有的是按贡献顺序排的。不能一刀切,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病万变,药亦万变。”
    很多时候,是教育主管部门管得太细了。领导主要决定发展方向和战略,不要事无巨细什么都去管。其实管好该管的就好,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不要去管。

    学生工作不能仅靠辅导员

    黄:我听说你在学生工作上特别用心,这一块能否介绍一下?
    田:我认为,学生工作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对学生人格的培养。我不是学院的书记,不分管学生工作,但是作为院长,我要告诉学生一些做人最基本的要求。每学年,我要开两次学生见面会跟学生面对面交流,那就是9月的新生见面会和5月的全院学生大会。并且,我们计划自下个学年起,在全院学生中推广本科生导师制,而不仅仅是大学后期的学术指导老师,从大一刚入校就开始分配导师,从人生、学习和生活等多个方面提供指导。
    现在,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很差,动不动就想轻生。我们学院九年多来,没有发生一例。我就跟他们讲清楚道理:大学生轻生往往就两个原因,第一是失恋,第二是学习没搞好。对于失恋,确实是很痛苦的,我也失恋过。这是人生的一段体验,但并非人生的全部。关于学习,这次考不好,还有机会补考,大不了重修。只要努力了,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我也常跟学生讲我的亲身经历,1979年我考取林少宫教授的研究生后,由于请假回家看望卧病在床的祖母未能参加本科期末考试,结果被取消了研究生资格。我因此十分沮丧,曾独自在长江边上坐了四个小时,思考要不要跳进江里去,最终没有。一年后我第二次考研,终于如愿以偿。很多时候,你当时想就是天大地大的事,事后回头一想,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无论成功与否,至少你不会后悔。
    黄:九年没有出过事,是很了不起的!除了和学生谈心,你还有什么办法?
    田:我们很重视学生的基本人格和价值规范塑造,凝练了一些关键词作为院训——诚信、包容、感恩、奉献、责任、荣誉。
    诚信规范是最基本的,人无信不立。林肯说过“你可以欺骗一个人一辈子,你也可以欺骗所有人一时,但你不能欺骗所有人一辈子。”长远来讲,老实人是不会吃亏的,人都喜欢跟真诚的人打交道。
包容心态也很重要。凡事不要斤斤计较,抱着包容的心态一定能化解众多误会。博弈论里的核心思想有两个:系统思维和换位思考。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包容一些,为人处事能换位思考。
    感恩意识,就是要感恩父母、感恩社会、感恩国家、感恩老师。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长大,一定要感恩父母。同时,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社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奉献精神,这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并不矛盾。我跟学生讲,无论是国家、学校、家庭、个人,在通常情况下都是自利的。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理论,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在非常规情况下,人也是有奉献、牺牲精神的,比如说战争、地震的时候。
    责任心是目前学生比较欠缺的,不谈对国家、对社会,即使对班级、对家庭也缺乏最起码的责任感。所以,我们希望大学生在校期间就加强对其责任感的教育和培养,这样其进入社会之后才能更好地形成一种责任担当。
    荣誉感也很重要。它能够形成一种向心力、凝聚力,也是团队意识、团队精神的重要泉源。有了这样一种荣誉感,会提供一种自觉去融入和维护自身所属集体的激励。
    黄:你们有没有组织志愿者服务等活动?
    田:还是挺多的。我们学院有一个学生志愿者团队,与上海博物馆、元代水闸博物馆、上海市杨浦区福利院、三门中学、密云学校等建立了长期志愿服务项目。其中,密云学校是上海市唯一一所针对智障学生的公办学校。当然,志愿者团队也不单单是我们经济学院的学生,而是在全校范围内招募志愿者。每个学期至少去每个学校支教三四次,其中还包括一些图书捐赠以及帮小朋友实现他们的愿望等各种志愿活动。
    黄:我比较赞同你的做法,做好事不一定只是通过捐钱这个途径;有时候,捐钱容易做,但有更多的事情需要付出精力。
    田:我们最早讲人要有IQ,要比intelligence(智力);后来,又再讲EQ,emotion(情感);实际上,还有一个SQ,spirit(精神)。精神面貌非常重要,人没有一些追求,基本上就完了。我们一定要培养青年人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让他知道一切来之不易。我曾回母校华中科技大学“人文讲座”给学生做题为“国家、社会与人生”的报告,主要内容就是讲个人的前途、利益一定是与社会、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强调的是要树立大学生对国家与人民的责任感、集体荣誉感,要有奉献精神。

    院长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信息对称很重要

    黄:作为院长,你是怎么管理学院的?
     田:说实话,院长不太好当,既要有战略,起到引领和指导的作用,又要有具体的改革思路和行动。在过去几年中,我主要是本着“抓大放小,无为而治”的原则,具体工作做得很少,基本上不管什么事情,主要依靠学院的领导班子在管理。
    “无为而治”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建规则,我到经济学院之后,高度重视制度体系建设,逐渐形成了超过17万字的各种规章制度文本;二是建团队,学院已形成一支高效的党政领导班子。作为领导,管理的幅度不能太大,这也是管理学里的一个基本原则。我真正管的就是学院三四个主要领导。本来校长把财权、行政管理权和人事权都给我了。我现在一个个都放下去,可以说,我是最没权的,因为每一块都有人在管。具体的事情,班子的成员管得挺好的,我主要是为大家“分忧解难”,大家解决不了的事情我去解决。因为我的时间、精力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亲自做好,所以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尽管我不太管具体的事情,但我们特别强调信息对称。所以,我的信息沟通渠道非常顺畅。
    此外,我们学院还聘了二十几个行政人员,管理模式与企业类似。全世界所有的大学中,只有中国高校的行政人员放寒、暑假。我上任以来,经济学院的行政人员就没有寒、暑假了,采取年假制。大学办学是有内在逻辑的,老师、学生还在利用寒、暑假从事科研、教学、学习,履行服务职能的行政人员怎么能够放假?这么多年实行下来,有力地保障了学院教研中心工作在寒、暑假期间的正常开展。
黄:关于信息对称,能否详细阐述一下?
    田:只有信息完全掌握和了解后,才能将事情做好,其结果才可能最优。这就是信息经济学中所讲到的,只有信息完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最优(“best is first best”);在信息不能对称的时候,获得信息需要代价,即使通过激励机制的方法,也多半只能得到次优结果(“best is second best”)。做到信息对称,对行政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在经济学院行政工作中,非常注意信息对称,做事情尽可能做到开诚布公,消除可能的误解误会,尽可能达成意见一致。比如,经济学院建立了一套如何获取信息的机制,所有的院领导参加会议,都要提供会议纪要,做到院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横向信息对称,同时每一个行政人员周五下午对本周的工作进行回顾,对下周所要做的工作进行展望,做到院领导和行政人员之间的纵向信息对称。

    同一个学科在不同学校的教学模式也不相同

    黄:你在课程体系上做了哪些改革?
    田:我们学院在学校中的定位是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并承担了“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和经济学“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的建设工作。所以,学院的人才培养侧重点是理论拔尖创新人才。熊彼特曾言,经济理论、历史与统计是科学的经济学家与其他一般经济论者的重要区别。所以,我们在课程体系上也是三位一体:
    第一要有历史感和历史深度,能够从比较长的视野来考虑问题。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资本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等课程就是着力于此。我们的一大特色就是加强了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的《资本论》课程教学,在国内开这么全的,恐怕只此一家。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更多地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典、经典。
    第二要掌握统计量化实证分析工具。在本科生方面,我们非常强调数理基础的训练。以前上《高等数学》,我2004年一到任全部改成上《数学分析》,用的是华东师大数学系的教材。现在,在经济学中用到数学的地方比物理学还多。我觉得我们在决定方向、战略的时候,需要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但是领导不懂这套定量,他常常只要结果。现在,国内教学存在的问题是过于强调定性,定量分析的训练太少。定性和定量分析就是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关系。百分之一是你要去做的,但是要花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去探索和经历。
    在现实中,很多事情必须要用数据说话,定量分析很重要。“二战”以后,整个经济学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引进了模型、数理等科学方法。以前,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人们觉得模糊不清;自此,这个结论被明确地证明了。但是,光是用数学搞定量分析也没用。经济学终归是一门经世济国的学问,是一门与历史相勾连的学科。在国外,即使是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数理统计方向的教授,都认为经济思想史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要掌握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工具,中国的国策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了解市场怎么运作。本科生层面,一年级要先上《经济学思想与方法》,是我和几位海归老师共同编排的,主要是明道。这门课占一个学分。接下来,要上中级微观、中级宏观、博弈论与信息学,这三门课共九个学分。四门课加起来共十个学分,构成我们的经济学基础。研究生层面,我们系统开设了“三高”课程——高级微观经济学(Ⅰ、Ⅱ、Ⅲ)、高级宏观经济学(Ⅰ、Ⅱ、Ⅲ)、高级计量经济学(Ⅰ、Ⅱ、Ⅲ)。
    另外,在本科层面我们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要用国际上最好的教材。如果我们编的教材超越不了国际最好的教材,那么我们就用国际的原版或翻译教材。如果这门课是全英语授课的,那我们就用原版教材。
    黄:你把数学、经济学的课程大幅度增加了,相应的,你减了哪些课程的学分?
     田:减了任意选修课。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不像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那样有很多优质的课程资源让学生去选。以前,经济学院的任意选修课都是讲一点皮毛。与其选修课讲得不深、不透,浮光掠影,那还不如把主干课程学好。
    黄:不同学校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始终认为,即使是同一个学科,不同学校不能用同样的教学模式。钱颖一那里是改通识课程,从外面请人教。首先要把通识课改好。
    田:钱颖一的情况跟我们不一样,他那个学院就是我们整个上海财经大学。同时,清华大学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有很多可选的优质选修课课程。当然,我们在课程体系上的改变是渐进的。
    黄:你的这个改变,学生反映如何?
    田:学生私底下花的时间多了很多。不会出现一直玩到学期末的最后两个星期才临时抱佛脚的情况。整个课程体系上,数理基础课程增加了,对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的学时也进行了微调。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感受,学经济学关键是打好基础。所以,我始终认为,学经济学要把两方面抓住:一个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训练;第二个就是技术性的数理工具训练。因为绝大部分知识要靠学生毕业以后自己学习,我们更多要培养他们自主学习、自我分析的能力。
    社会上以前对财大学生的评价是这样的:上手快,好用,但后劲不足。这个是急功近利的短视教育留下的隐患。现在对学生主干课程的要求加深了,一个结果是慢慢改变了社会对我们的毕业生的印象,口碑声誉明显提高了,信誉机制建立起来了。举个例子,浙商银行行长在面试时遇到我们一个博士生,就说上海财大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很难拿的,你能顺利毕业,肯定很不错。

    人才培养紧跟国家需要,但不一味追求就业

    黄:你如何评价社会上对于大学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观点?
    田:我们现在培养的特色就是紧跟国家的高端需要,但不是一味简单地追求就业。大学不应该与市场走得太紧密,如果市场需要这个技术或方向,你马上就去办,这样发展下去,学生就只懂得一个很狭窄的领域。所以,一定要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我认为,通识教育还包含对学生基本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使他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
    黄:你所指的这个基本能力包含哪些方面?
    田:比如,国际化视野(International Vision)、社会责任意识(Social Responsibility,或伦理道德)、沟通能力和领导力(Business Essentials)、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能力、分析能力(Analytical Foundation)、终身学习和自我完善能力(Lifelong Learning & Self-improvement)。这些是大学生在接受经济学核心知识(Core Economics Fundamentals)和专业知识(Concentration)传授之前,通识教育应该着力培养和构建的。

    恢复助教制度

    黄:看了你的材料,我很认可你说的恢复助教制度这个观点。你们学院是怎么做的?
    田:我2004年一到上海财大就说要恢复助教制度,给每门课或每两门课配一个助教。现在,我们的大课基本都单独配了助教。标准是以30人为界,一般30人以上的课都会单独配助教,30人以下的小课是几门课共享一个助教。
    黄:助教要承担多大的工作量?
    田:助教主要负责批改作业、答疑、讲习题课。我们要求所有的基础课都要有教学大纲,都要开习题课。每门课助教的配备、助教工作量的核算都是有规定的,要跟教学大纲上写的对学生的课程要求相一致。
    黄:每个助教的习题课规模有多大?会不会单个辅导?
    旁:习题课是和老师的教学班规模一样的,目前我们还没有分小班,是整个班一起上。这点上,我们跟国外还没有完全的一致,国外有讨论课。比如,曼昆在哈佛大学讲课,上课的有六七百人,配备了十几个助教。有的课如果是两三百人的话,就把它分成30个人的小班,叫讨论班,学生是要注册的。我们经济学的专业课目前还是按自然班来上的。
    黄:你们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
    田:我们现在是老师布置作业,然后习题课由助教讲解。在经济学上,还没有做到讨论的程度。这跟学科差异有一定的关系。

    按国际高标准制定人才退出机制

    黄:你刚才讲到“重技能、轻理论”,结论就是跟课程设置改革这有关。我还想请教,你们在人才退出机制上做了什么尝试?目标是什么?我说的退出,指的是解聘,而不是自己要求离职。你们对老师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如何考核老师?
    田: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一般来说,对于海归教师,我们是基本上按照国外的标准,签立三年,中期考核合格后再签三年的合同;但是,我们每年都会要求他们提交一份涵盖个人科研、教学和服务工作的Annual Report,由院长给出评语,并据之给出一个Job Appointment Letter,实际上是一年一考核。理论上可以一年解聘,但我们给他的预期一般是六年,前提是要满足条件。我们每年都要考核,每三年有一个去留的决定,每六年一次大考。这个是和国外一样的。三年里,如果你做得真的太差了,第三年就可以让你走人。
    流动,是我们整体人才方针中的重要一环。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以用为本、注重绩效、高端引领、批量跟进、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流得动”的人才战略方针。这8句话环环相扣,相互作用,具有非常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关系。
    其中,前四句话,主要针对海外顶尖和领军人物,引进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借助其国际视野、对学科建设的前瞻眼光和学科发展的战略高度、研究前沿、学术标准和学术网络关系,来进行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和全方位教育改革,以此形成高端引领,帮助进一步引进顶尖、领军和高层次杰出人才,并批量培养出优秀杰出人才,而不是拘泥于一定要全时呆在国内和一般的具体行政事务上。这也是上海财大首创的海外院长实聘制的要义所在。
    后四句话,主要针对刚毕业不久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我们希望创造一些条件或环境,使得高层次人才愿意来、愿意呆下来并成长为卓越人才。但是,要真正实现“引得进”、“批量跟进”和“留得住”,还需要“流得动”。实际上,“流得动”也是tenure track 制度的核心,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比“引得进”重要得多。只有流得动作为前提,才能更好更多地引得进,不断地优化师资,补充人才的流失和人员的淘汰。否则引而不流,只能是死水一滩。
    黄:我们的做法是,从2003年开始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对所有讲师,三个聘期九年内如果升不到高级职称就要离开。到2012年,总共150多人离开原岗位。现在又改为六年非升即走。
    田:按国际的标准,六年非升即走。我们去年才开始做,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辞退一个人。
    黄:你们对于拿到豁免权的标准是什么?
    田:我们会给六年时间,拿不拿得到常任教职就看这六年了。现在,财大的时限是六年,清华是十二年,北大也差不多。我们是中国第一个严格按照国际高标准要求这些海归的,所以压力非常大。我们的目标是达到美国和全世界前五十名大学的水平,目前海归获得常任教职的参照系则是全球经济学教研机构六十名左右的标准。
    黄:如果六年达不到的,你怎么处理?
    田:他接受聘任的时候,我就明确告诉他这个规则了。六年达不到标准的,原则上必须离开。当然,也有一个路径是按照学校的标准重新申请,重头来过,标准是和其他外面的人一样的。但那个要求很难,很多人都不愿意尝试,所以还有一些人六年未到就提前被其他学校聘走了。
    黄:那现在操作下来,进入终身制的有多少个?
    田:现在有五个吧。
    黄:他的待遇跟国外经济学的教授相仿?
    田:现在,国际上拿到终身教职的教师的待遇接近80万。我们经济学院常任教职老师的待遇基本上是与国际相仿的。同时,我们引进的海归教师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具有国际流动能力,常常面临国外高校的挖墙脚竞争。之前,我们已有一个教师被全球排名前十的商学院挖走,马上又有一个教师要被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挖走。我们正准备更改起薪,以应对国际国内的竞争。
    黄:那对于其他的常任人员,你有什么退出机制?
    田:您所说的“常任”,应该是指我们现有的存量老师。我这里所说的常任,是我们实行的常任教职制度。与常任相近的是终身制,但终身制常给人一个很坏的印象。在美国,包括教育部,老是说“我们都没终身制,你们却搞终身制”。所以,我把Tenure-track翻译成常任轨制度。中国不就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嘛!现在,包括上海市教委在内都已经采纳了“常任轨”的提法。
    黄:除了对海归用年度考核以外,你对存量教师有没有相应的退出机制?
    田:实际上还是有制度的,但我们对副教授没有实施,对讲师则提高了他们的压力。我们现在主要是通过教学岗、研究岗和教学科研并重岗的分类,对一些研究做不上去的教师适当减轻其研究压力。但是,还有一些老师连基本的教学都做得不好,原则上我可以解聘他,但是我不敢,因为学校实际上没有这个制度。而且,我一解聘他,学校就把他放到人才交流市场去了,那我就成了大反派。
    黄:我们退下的教师,有转到行政岗位的,也有到外面去的,也有做实验人员的。
    田:这个机制太棒了。我们现在是一个都没解聘,让他们做行政、搞培训又不愿意,就只好把他们都养在这个地方,在本校校内连流转都很难。
    黄:你现在做的这个退出机制其实是很受局限的。
    田: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除了海归那一套,财大基本上都没动。
如果制度不是一流的,哪来的一流大学?我现在连想涨工资都不敢涨。有些人什么都不做却又搭便车拿钱,最后就更加不愿意走。我们已经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黄:其实,从学院来说也可以做。对于外面来的老师,你可以把合同定的好一点。
    田:我可以做,但是压力太大。从2012年开始,经济学院已经开始做了,非升即走。但是,我们现在要求将引进讲师的标准提高到原来副教授的标准。

    院系与学校应该相辅相成

    黄:作为一个院长,在整个教学教育改革里,你怎么看待院系的作用?
    田:院系的作用实际上是很大的。首先,当学校层级不知道改革能否成功的时候,你不能瞎折腾。那由院系来做可以减少风险,这就需要学校给予学院一定的制度权力。像我们中国的改革,刚开始也是先在沿海地区试点,想直接在全国进行肯定是行不通的。同样的道理,在学校中,院系改革应该先行,一旦有好的经验后可以在全校推广。学校与院系应该像这样相辅相成。
    黄:如果永远只是搞试点的话,也是不行的。
    田:永远只谈院系改革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改革是要冒风险的,在学校层面搞还不成熟的前提下,应该鼓励院系基层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作为院长要尽快地改革,不要贪图稳定,有时候你越想稳定越不稳定。同时,在中国办事,一把手不支持,基本上办不成。所以,校长的眼光、魄力对于基层的改革探索及其推广也很重要。
    一个大学成其为一流,首先要有一流眼光的校长,以一流的校长去聘任一流领军人物的院长,以一流的院长再去聘任一流学科带头人的教员,以一流的教员去引进和培育一流的人才,如此才能形成一流人才的滚雪球效应和凝聚效应。并且,校长应该鼓励基层院系大胆闯,大胆试,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创新的道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不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而不是一听到不同意见就批评指责,叫停整改,使得改革用力方向不一。对于得到实践检验的院系改革经验,应该在全校层面推广。
    黄:那你这个院长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
    田:一个学院搞不搞得好,关键靠院长。选院长不单单是引进一个学科带头人的问题,如果说这个人有能力但没有眼光,也不行。如前所述,一流的人才相对会更有优势和动力而去招并吸引、凝聚到一流的人才,而二流的人或由于自身学术眼光的局限,或担心被超越而缺乏动力,或由于学术圈关系的有限,或无法形成吸引拔尖人才的标杆作用等因素,更能或想找到的是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一般性人才。
    并且,院长对于院内的人事安排应该有充分的话语权,以更好地推动学科建设和教育改革。国外大学一般是由董事会推荐校长,然后校长可以任命他的常务副校长、院长。校长是对董事会负责,必须要把这个学校搞上去。但是,如果说校长是由老百姓选举的,保守势力就会阻挡你的改革,或阻挡学校往前走,不让你得到好的进展,道理很简单。院长一上台马上任命系主任,系主任一上台要马上把系里原来的本科教学处理掉。就是说,学科建设不应该由教授委员会来定,而是应该由行政来决定。

    教学改革既要明道,也要优术

    黄:最后一个问题,你对于如何进行教学改革的建议是?
    田:任何改革要成功,必须满足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参与性约束条件,二是激励相容约束条件。我们提出的教学改革一定要满足激励相容性,尽可能让大多数老师和学生从改革中获益,增加其参与度。只有这样,学校才能稳定,改革才能成功,才能发展,在制度上才能创新,才能培养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整体上,在教育教学改革中明道与优术都很重要。明道决定眼光,眼光决定目标,而目标决定方向、战略、愿景、使命、格局和未来;方法决定策略,策略决定举措,举措决定细节,而细节决定成败。也就是老子所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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